前些天，由于《黑龙江日报》“新闻聚焦”的编辑需要关于哈尔滨老建筑原貌的照片，我就将常怀生老师编著的《哈尔滨建筑艺术》交给她们。文章见报了，但常怀生老师家中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，这使我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，便仍是不停地拨打这部电话。

    2004年2月14日晚，终于有人接电话了，是常老师的女儿，她告诉我：“我妈妈今天凌晨去世了。”

    去常老师家吊唁的路上，常师母的音容笑貌一直伴随着我。她的爽朗的笑声，她的善良，她的直言不讳都异常清晰地凸现在眼前。

    常师母本名郭秀媛，退休前是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保健科的医生。我第一次看到她，是在1998年。那时“城与人”专刊刚刚创办，常老师被聘为顾问，我经常就哈尔滨城市建筑的问题向常老师请教。经常，会为了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老房子而惋惜，便和常老师一起感叹着。而这时，常师母往往是端出一杯热茶后，大声发表自己的观点：“曾一智呀，你们爷儿俩趁早别管这些事了，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又不是当官儿的。你看你气成这个样儿，把身体气坏了谁管你？”

    每次听到这话，我都大笑不已。因为我知道常师母是在说气话。事实上，常老师的那本《哈尔滨建筑艺术》之所以能够保证时间、质量拍摄、编选以致出版，是和家里这位贤内助的支持有直接关系的。常老师家里异常简朴，但窗明几净，常老师也总是穿着整齐。他说：“这都是我老伴的功劳。”的确，常师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包下家里所有的家务，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，数十年如一日。这样，常老师才有时间去为了那些即将消失的老建筑一次次奔走呼号，并一次次往返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，拍摄记录那些构成城市风格的老建筑。如今，《哈尔滨建筑艺术》中记录的老建筑已经消失许多，常老师的这本著作成为珍贵的城市历史见证，成为国内外学者、读者珍视的读本。

    那时，我患有严重的颈椎病，好几次捂着脖子去常老师家请他对我的稿子做指导。常师母见了，一边心疼地数落我，一边向我推荐一位私人开诊的医生。我找她介绍的医生治疗了几个疗程后，困扰了多年并被中、西医医生诊断为不能痊愈的颈椎病竟然三年未再犯过，而三年前由于耽误治疗不能痊愈的脚踝骨挫伤也得到缓解。我又能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去搜寻那些心爱的老房子，心里常常感激常师母的帮助。

    2002年2月，我为了取常老师的稿子《人行道？人行岛？》去他家里，临走时，常师母说：“我正好去买菜，我领你去看看那些不像样的人行道。”于是，她便带着我去看了好几处高达三四十公分的人行道。别说是老年人，就连正常人从这样的人行道上下一次也很困难。我在她的指点下顺利地一一摄入镜头。

    然而，不久后却得知常师母患结肠癌的消息。去她家探望时，她已做完手术出院。气色如往常一般好，神情也如往常一般开朗。她若无其事地谈着自己的病情，仿佛在谈着她从医时的一个患者。而这时，常老师开始全力照顾常师母。

    常师母逝世，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：常师母是哈尔滨的功臣，没有常师母的付出，常老师那本载有373幅图片的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不可能问世。

    我把我的想法对常老师说了，常老师连连点头。他说：“我这一生有这样一个老伴儿感到很幸运，她始终是舍己为人，无私奉献，并且毫无怨言。就在她病重时，她想的还是不给家属增添负担。她是一个伟大的凡人。”他细数着常师母的种种好处，说着说着，竟泣不成声。

    走出常老师家，沿着常师母指点给我看过的那些高高的人行道，来到耀景街口，却发现位于下坎儿木介街的两座老房子不见了。这里本来是我每次来常老师家请教后必然看到的风景，其中一座是法式建筑，有着孟莎式屋顶和老虎窗。常老师说，那座楼本来住着在哈工大教俄语的一位俄籍教授，好多哈工大的老教授都曾是他的学生，后来他离开了哈尔滨，不知去了哪个国家。过去这一带曾遍布这种带阁楼的花园洋房，这两座为仅存的遗迹。如今这里不仅是空空荡荡，还变成了待施工的大坑。心里蓦地一疼，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在眼前模糊了。